一、家譜是以記載一個血緣家族的世系與事跡為主要內容的史類文獻。關于家譜的起源，目前學術界眾說紛壇，從出土的甲骨文、金文、碑文等中國早期文字及史類文獻對家譜起源的考證，家譜的起源至少可以追溯到先秦時代。周代已有史官修譜制度并撰有《世本·帝系篇》。盡管先秦《世本》早已亡供，今本《世本》是清人所輯，但從輯有的篇目可見，《世本》匯集了中國自黃帝到春秋各代天子、諸侯、卿大夫的世族譜系，是一部對前代和當代各血緣集團系譜進行綜合、總結的全國性的總譜，《世本》的意義還在于證實譜學研究發(fā)軔于周代，是家譜研究的源頭。
就家譜的形式而言，唐代以前的古譜和現(xiàn)存的以歐陽修、蘇洵創(chuàng)制編撰體例為特征的明清家譜有所不同，但家譜作為綿延不絕的人類歷史象征受到歷代學者的重視，究其原因除了追本溯源尋根問祖的目的以外，還在于對家譜重要價值的認識。清代史學家章學誠有過“夫家有譜、州有志、國有史，其義一也”之說，把家譜與國史、方志相提并論可見其重要。古代家譜研究的內容主要在于對譜學的本身，包括譜例的撰寫以及家譜發(fā)展歷史的研究等方面。
家譜的應用研究始于漢代，《史記》中有關帝王譜牒的記載，說明漢代司馬遷已經(jīng)把家譜資料應用到史學領域一紀傳體史書的撰寫中去。后代史學家繼承了這一傳統(tǒng)，后代編撰的紀傳體斷代史如班固撰《漢書》、陳壽撰《三國》……都不同程度地運用了譜牒資料。中國古代對家譜資料的應用主要在史書、方志和人物評傳的撰寫過程，體現(xiàn)了譜牒的史料價值。
二、到了本世紀20年代，隨著社會科學新領域的開拓，有學者從人口學、優(yōu)生學、遺傳學等新學科的角度肯定家譜的重要價值，并倡導對家譜資料進行深入研究。著名史學家梁啟超在1923年出版的《中國近三百年學術史》中說：“欲考族制組織法，欲考各時代各地方婚姻平均年齡，平均壽數(shù)，欲考父母兩系遺傳，欲考男女產(chǎn)生兩性比例，欲考出生率與死亡率比較……等等無數(shù)問題，恐除了族譜家譜外，更無他途可以得資料。”為此他提出廣收家譜并對家譜進行研究，“我國鄉(xiāng)鄉(xiāng)家家皆有家譜，實可謂史界瑰，如將來有國立大圖書館能盡集天下之譜，學者分科研究，實不朽之盛業(yè)。”古史辯派的創(chuàng)始人、著名學者顧須剛也說：“我國歷史資料浩如淵海，但尚有二個金礦未曾開發(fā)，一為方志，一為族譜。”肯定了家譜在新的歷史時期所具有的重要的史料價值。
在梁啟超等的倡導下，學術界出現(xiàn)了研究譜牒的熱潮，北京圖書館致函社會各界廣征家譜。(1945年楊殿殉撰《中國家譜學通論》就是利用館藏家譜撰寫的研究論文。)1931年南京國學圖書館館長柳治徵撰《族譜研究舉例》一文可視為對梁文的呼應，該文中有將太倉王氏與武進莊氏比較，分析人口的數(shù)量與增殖的例子，開了利用家譜資料進行人口問題研究的先例。利用譜牒資料對人口問題進行研究的學者還有潭其驤，其著《湖南人由來考》系根據(jù)氏族譜系資料對湖南7個縣的人口來源作了考證。建國以前在譜學研究領域頗有建樹的學者有潘光旦、羅香林等人。潘光旦從1929年發(fā)表第一篇論文《中國家譜學略史》以后，數(shù)年間陸續(xù)發(fā)表了《家譜與宗法》、《家譜還有些什么意義》、《說家譜作法》等論文，還就遺傳與人才的問題進行研究，發(fā)表了《明清兩代嘉興的望族》、《中國伶人血緣之研究》、《人文選擇與中華民族》、《近代蘇州的人才》等；羅香林30年代起就重視家譜研究，1971年在香港出版的《中國族譜研究》論文集，大多為早年的研究成果。他們的研究對譜學理論的普及與發(fā)展具有不可磨滅的貢獻。
二三十年代中國學術界對家譜研究的熱情是由史學領域的變革引起的。近代史學的顯著特征是打破了以往以政治史為中心的史學研究傳統(tǒng)，將史學研究轉為對人類社會生活的關注。新史家們認為，“欲知歷史真相，決不能單看臺面上幾個大人物幾樁大事件便算完結，重要的是看見整個社會的活動變化。”(梁啟超語)史學研究的發(fā)展，必然要求突破僅從正史中尋找史料的傳統(tǒng)局限，拓展史料收集的范圍。因此這一時期的史學家們特別重視新史料的發(fā)現(xiàn)，包括地下發(fā)掘的考古資料和異域發(fā)現(xiàn)的史料記載都是他們關注和搜集的目標。家譜作為在家族內部編撰的、不公開發(fā)行的史籍，又具有不可替代的社會史研究的史料價值，理所當然地引起了學者們的興趣。史學觀念的更新與史料范圍的擴展是引發(fā)譜學研究的直接原因。
由于戰(zhàn)亂等原因，建國前的譜學研究展開得并不充分。其中譜牒資料的缺乏也是一個重要因素，在不得輕易示人的祖規(guī)家訓的警戒下，家譜資料的搜集比較困難，以北京圖書館為例，從1928年到1945年總共收集到家譜247種，僅占館藏的十分之一。大圖書館尚且如此，一般研究機構要獲得研究資料的難度更是可想而知了。
三、解放以后，家譜作為封建殘余受到人們的唾棄，對家譜的研究也理所當然地停頓下來。60年代出于對封建族權的批判，有人寫了《封建家譜談》，這是至今所見祖國大陸解放到十一屆三中全會之間唯一的一篇關于家譜的論文，家譜研究基本處于空白狀態(tài)。但作為家譜的搜集卻是一個千載難逢的好機會，土地改革、批判封建宗族，一系列的政治運動使藏于深閣的家譜被作為封建殘余掃地出門，從上海圖書館成為全國收藏家譜原件最多的圖書館來看，其家譜有許多來自造紙廠回收的廢紙堆。這種情況也見于其他圖書館，比如北京圖書館，解放初統(tǒng)計為353種，到1985年清點館藏已有2228種，大多為土改時期和文革時期所得。正是有識之士對這批歷史遺產(chǎn)的保存，才為日后的學術研究奠定了資料基礎。
中共十一屆三中全會以后，人們的思想得到解放，認識到中國的傳統(tǒng)文化是個寶藏，值得好好發(fā)掘。海外華人的尋根意識及對家譜文化的重視則對祖國大陸家譜研究的開展起了推波助瀾的作用。在中國與世界的溝通日益加強的文化背景下，中國家譜研究蓬蓬勃勃地開展起來了。
當前，家譜研究呈現(xiàn)一派方興末艾之勢。經(jīng)過10來年的研究，其學術成果主要表現(xiàn)在以下方面：
1.家譜資料的整理開發(fā)。80年代家譜研究的興起首先是文獻資料的成功開發(fā)，北京圖書館在1985年開始館藏家譜的開發(fā)整理，經(jīng)過數(shù)年時間，在完成編撰館藏家譜目錄和家譜提要2228種的基礎上，成立地方志和家譜文獻中心，編輯出版家譜的二次文獻、資料叢編。上海圖書館收藏有家譜原件 11200種、83000余冊，為世界收藏家譜原件最多的圖書館，目前已成立專門機構，加強館藏家譜的開發(fā)、利用及其研究。除了圖書館加快館藏家譜的開發(fā)整理，社會各界也從各個方面促進家譜資料的開發(fā)整理。南開大學歷史系、中國檔案局二處、中國社科院歷史所圖書館聯(lián)合編纂《中國族譜聯(lián)合目錄》共收家譜目錄12000多種。
2.關于家譜的研究。在家譜資料整理開發(fā)的基礎上，學術界出現(xiàn)了不少家譜研究的論文。許多論文對家譜的源流、沿革及編撰體例、記事內容等問題進行了探討，對一些重要姓氏宗族的家譜作了研究。比如家譜研究中有專文對古代人物白居易、曹雪芹、鄭和，近現(xiàn)代人物洪秀全、傅斯年、魯迅等人的家譜進行研究。在譜學史研究方面，不少學者對前人提出的并為學術界所接受的觀點進行了挑戰(zhàn)，比如對中國家譜起源的年代研究，前人一般都認為中國家譜起源于周代，而現(xiàn)在有學者根據(jù)周代以前的文字記錄即甲骨文、金文等資料，以及大量的民族學、民俗學的資料得出中國家譜的起源遠遠早于周代的結論。關于家譜的形式，有的學者提出在文字家譜出現(xiàn)之前就有口授家譜和結繩家譜，將家譜的形式擴展到書寫范圍之外。還有對漢代譜學的理解，過去一般都認為“漢朝帝王將相出身草野，不知家世，故不需譜牒學，此為不興時期。”現(xiàn)在有學者從司馬遷、揚雄、班固等人的自敘家譜及現(xiàn)存的漢代石刻為依，提出漢代并不是譜學的消沉時期和靜止時期，而是譜學的活躍時期和發(fā)展時期。盡管他們的研究結論還有待檢驗，但其勇于探討的精神和扎實的研究方法卻值得提倡。他們的研究對家譜研究朝縱深方向的發(fā)展開辟了道路。
3.關于家譜應用的研究。從這段時期發(fā)表的論文和出版的書籍來看，家譜資料在社會科學各學科的研究中得到了廣泛的應用。無論是在人口學、民族學、人才學、社會學、經(jīng)濟史、華僑史、法制史、倫理學史等方面都有應用家譜資料進行研究的上乘之作。其中利用家譜資料最多，研究成果最大的是社會史的研究。社會史是歷史研究的一個部分，屬于微觀史學研究范疇。過去史學界重視宏觀研究，偏重于討論社會、朝代發(fā)展更替的原因。現(xiàn)在隨著家譜資料的重見天日，以家譜作為重要史料基礎的社會史研究得到發(fā)展。以1996年社會史研究為例，有不少論著是以家譜作為史料基礎的。如《中國古代的家》、《中國古代的宗族和祠堂》、《中國的宗族社會》等。還有是姓氏學方面，利用家譜資料梳理血緣親族的源流的著作有《中國姓氏通書》，詳細介紹每一個血緣親族的起源、演變、分支、遷徒、繁衍的歷史，以及家族獨特的風俗禮儀、家族文化等。（作者： 陳寧寧 女 上海圖書館歷史文獻中心譜牒研究部，館員）
（來源：中原姓氏尋根網(wǎng)）
編輯：齊曉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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