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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許多重大歷史事件都有連鎖關系：從“九·一八”事變到華北危機，從華北危機到“一二·九”運動，從“一二·九”運動到西安事變，從西安事變到蘆溝橋一聲炮響、偉大的八年抗戰，直至中華人民共和國的誕生。在這一連串有連鎖關系的歷史事件中，“一二·九”運動和西安事變起了重要的作用。
１９３１年日本軍國主義有侵占東北后，東北軍的廣大官兵備嘗國破家亡的痛苦，厭倦內戰，迫切要求抗日。第十七路軍的廣大愛國官兵，對蔣介石堅持內戰，排除異己，對日本侵略者實行不抵抗的政策，極為不滿。１９３５年１０月，紅軍第一方面軍的主力勝利完成長征，到達陜北地區。東北軍和十七路軍在“剿共”前線，受到紅軍沉重打擊，損兵折將，蔣介石卻不予補充。張學良、楊虎城深感“剿共”是沒有出路的。
鑒于國難當頭，早在１９３５年１２月，毛澤東就寫信給楊虎城，向他指明了聯共抗日的出路。１９３６年１月２５日，毛澤東、彭德懷、周恩來等以紅軍將領的名義，發出《致東北軍全體將士書》，表示紅軍愿與東北軍首先實行停止內戰，聯合抗日。中國共產黨的代表又分別與張學良、楊虎城就聯合抗日等問題，進行了多次有建設性的秘密會談。特別是１９３６年４月９日，中共中央全權代表周恩來應邀到當時還在東北軍占領下的膚施（延安）與張學良會談。這次會談，促使張學良決定走上聯共抗日的道路。隨后，中共中央又放棄了反蔣口號，采取了逼蔣抗日的方針。這進一步堅定了張學良和楊虎城聯共抗日的決心。
但是，蔣介石一意孤行，繼續堅持反對中國共產黨、紅軍和中國人民的反動政策。１２月４日，蔣介石由洛陽到達西安，不但對張、楊多次聯共抗日的要求橫加拒絕，反而強迫張、楊加緊執行“進剿”陜北紅軍的命令。這時，張學良、楊虎城深感只有聯共抗日，才是唯一的出路。
西安事變的爆發也是“一二·九”運動所掀起的全國抗日救國運動積極影響的結果。“一二·九”運動爆發不久，１９３６年１月，張學良就派人到北平，慰問參加“一二·九”運動的東北大學學生，并先后三次打電報，要東北大學的學生“派民主代表赴西安”。經中國共產黨北平市委研究，讓東大學生宋黎等去西安。宋黎等晉見了楊虎城，并應邀向西北軍將領介紹“一二·九”學生運動。宋黎慷慨陳詞，引起了到會者的強烈共鳴。楊虎城更是激動不已，領頭振臂高呼：“抗日學生運動萬歲！”“打倒日本帝國主義！”頓時全場一片沸騰。不久，宋黎等見到了他們的校長張學良，講述了“一二·九”“一二·一六”示威游行的詳細經過，張學良聽后深受感動，當即表示，堅決主張抗日，東北從他手中失掉，一定要由他親手收復。當即決定把宋黎留在自己身邊當秘書。在這期間，北平學聯和民先隊正式派出了由學聯和民先主要負責人黃誠、敖白楓、何風元等所組成的代表團，前往西安，會見了張學良和楊虎城，說明了北平學生效亡運動的宗旨，并在西安好多學校作了報告。１９３６年７、８月間，張學良成立了學兵隊，隊員大部分是由中共地下黨組織介紹去的抗日積極分子，其中很多人是從北平去的參加過“一二·九”運動的中共黨員和民先隊員。
在北平學生“一二·九”抗日救國運動的影響下，尤其是在黨的領導和推動下，西安各界抗日救國運動蓬勃展開。到１２月初，黨組織分析了西北的新形勢，決定在“一二·九”運動一周年的時候，通過“西北抗日救國會”和“東北民眾救亡會”組織大規模的群眾游行示威。
１２月９日清晨，當游行隊伍集合時，特務軍警悍然開槍打傷一名小學生，頓時群情激憤，決定到臨潼華清池直接向蔣介石請愿示威。蔣介石聞訊，急令侍從室主任錢大鈞打電話給張學良，強令制止學生“胡鬧”，并連聲說“格殺勿論！格殺勿論！”張學良接電話后，親自駕車追到灞橋，趕上游行隊伍，極力勸說學生回去。他說，再向前走就有危險。站在前列的東北大學學生高呼：“我們愿為祖國而死！”全場痛哭，并高呼口號：“全國人民團結起來，誓雪國恥！”“中國人不打中國人！”“東北軍打回老家去，收復東北失地！”張學良也哭了，他激動地高聲向群眾說：“我不是愿意當亡國奴的人。在一個星期之內，一定用事實來答復你們！如果失信，請你們把我處死！”
三天后，西安事變爆發了，立即引起國內外和國民黨內部各種政治勢力的強烈反響。以何應欽為首的親日派極力主張“討伐張、楊，轟炸西安，并電促在歐養病的親日派首腦汪精衛回國，以便取蔣而代之”。以宋子文、宋美齡為首的親英美派則反對討伐，力主用和平方式解決西安事變，營救蔣介石。國民黨統治集團內部的分歧，反映了日本和英美帝國主義之間的矛盾。同時，西安事變的爆發也在學生中引起強烈的反響，大家都議論紛紛。
西安事變爆發的當天晚上，在西安的西北學生救國聯合會、西北民族解放先鋒隊以及西北各界救國聯合會等立即召開緊急會議，一致決議擁護張、楊的革命行動。１４日，西安各界集會，列舉了蔣介石的十大罪狀，義憤的群眾強烈要求將蔣介石交付人民公審。１２月１６日，西安各界召開了市民大會，張學良、楊虎城到會，作了慷慨激昂的講話。會后舉行了穿過全市的示威游行，形成了一個空前未有的西北抗日救國運動的高潮。
（二）
在北平，“一二·一二”大示威的第二天，學生們從報紙上看到用特號字標出的《西安昨發生重大事變》、《蔣委員長在西安被劫持》的消息。頓時，群情鼎沸。進步學生大喜若狂，奔走相告。許多人以為只要殺掉蔣介石，就可以改變國民黨統治的局面，可以號召全國抗日，因而主張公審并殺掉他。有的人主張再發動一次游行示威來聲援張學良、楊虎城。也有少數頭腦冷靜的進步學生，出于對大局的考慮，主張還是和平解決西安事變為好。在右派教授和學生中，完全是另外一個樣子。他們或是垂頭喪氣，或是破口大罵。北平師范大學講授國民黨黨義的教授熊夢飛在課堂上哭喪著臉對學生說，蔣介石如何憂國憂民，如今“不幸蒙難”云云，并對中國共產黨橫加指責。堂下有的學生對他的講話極為不滿。
對于西安事變的爆發，廣大中間學生茫然不知所措，有些人出于單純的愛國心，擔心爆發更大規模的內戰，只會有利于日本帝國主義的侵略，因而對中國的前途憂心忡忡。也有些人認為，當時全國大部分武裝力量還在蔣介石的統率之下，蔣介石一死，群龍無首，國內將會出現分裂和割據的局面，更不能抗日了，所以他們也不贊成殺蔣。
學委會負責人了解了中間同學的這種情緒，擔心如果游行示威，將會脫離群眾，便提出了不同意見。
由于事態的急劇變化，彭真代表北方局到北平召集北平學委開會，市委黃敬也出席，討論如何應付西安事變問題。黃敬如實反映了進步學生普遍的意見。學委負責人則認為不可貿然行動。彭真要求大家耐心等待中央的指示。
１２月１４日，中共中央書記處曾打電報給北方局劉少奇，指出了存在著擴大內戰的危險，要求“在各地可組織停止內戰促進會之類的團體……”
１２月１６日，中共中央經研究后，派出由周恩來、秦邦憲、葉劍英等組成的中共代表團到西安同張、楊商討解決西安事變的方案。
１２月１９日，中共中央又發出《關于西安事變及我們的任務的指示》，進一步明確了和平解決西安事變的方針，指出這一事變的發動是中國一部分民族資產階級的代表，也是國民黨中的實力派之一部，不滿意南京政府的對日政策，要求立刻停止“剿共”，停止一切內戰，一致抗日，并接受了共產黨抗日主張的結果。但是，由于事變采取了“兵諫”的方式，蔣介石的實力并未受到打擊，如果處理不當，有可能釀成新的更大規模的內戰，妨礙全國抗日力量的團結。因此，事變的發展有兩種前途：或者由于事變的發動，引起新的更大規模的內戰，削弱全國抗日力量，推遲全國抗戰的發動，造成日本侵略的有利條件。或者由于事變的發動而結束內戰，使全國的抗日統一戰線早日形成。我們要努力爭取第二個前途。
根據這一指示，劉少奇向黨內解釋說：國民黨殺了我們那么多共產黨員和人民群眾，現在大家想殺蔣是很自然的。國民黨親日派何應欽，倒是想借此把蔣介石置于死地。但現在主要的敵人是日本帝國主義和漢奸賣國賊，我們要爭取建立廣泛的抗日民族統一戰線。因此，要有條件地釋放蔣介石，逼蔣抗日，和平解決西安事變，對反對日本武裝侵略，挽救國家民族危亡有利。
根據黨的指示，北平學委向廣大學生宣傳黨關于和平解決西安事變的方針，呼吁全國人民團結起來，國共兩黨團結起來，一致抗日。北平黨組織還通過學生救國聯合會等群眾團體呼吁和平，停止內戰，共同抗日，要求國民黨政府采納張、楊八項主張，召開和平會議。
１２月１７日至１９日，北平學聯在東城、西城和南城分別舉行了三次座談會，引導學生們討論西安事變發生的背景、演變的前途及學生的希望與任務。每次到會的都有七、八百人。根據這幾次的討論，學聯于１９日發表《為陜變泣告全體同學全國同胞書》，鄭重提出：“一、和平解決，反對任何借口的內戰；二、各黨各派聯合起來，立即對日作戰；三、召開全國救亡代表大會，實行民主政治；四、要求蔣張合作抗日！”并且誠懇地向同學們呼吁：“我們認為非全國和平團結，無以挽救危亡；同時我們又認為非全體同學和平團結，更無以作全國的先導。”
１２月１８日，清華大學民先隊散發《民族解放先鋒隊敬告全體同學》的文件，明確指出：“我們對于這件事實的具體態度是在擁護中央政府和全國實力派團結抗日的原則之下，求西安事變的和平解決。”
北大學生會召開了全體學生大會，大會雖然遭到右派學生的蓄意破壞，仍然通過了反對國內一切方式的戰爭、要求政府充分采納張學良的八項要求、全國各實力派一致聯合起來等五項決議。
１２月２４日，北平學聯就西安事變再次通電全國，表示贊同“用政治方法和平解決，勿再激起新的內戰”。
經過周恩來、秦邦憲、葉劍英等組成的中共代表團的努力，西安事變終于和平解決了。蔣介石勉強接受了張學良、楊虎城所建議的抗日救國八項主張；張學良、楊虎城于１２月２５日釋放了蔣介石。
（三）
西安事變和平解決的消息傳來，在學生運動中再次引起強烈反響。特別是北平冀察當局中的頑固派和各校的反動人物乘機興風作浪，宣稱他們勝利了。
１２月２５日，北平學聯號召各校學生分別舉行慶祝會，慶祝西安事變和平解決，歡呼全國團結抗日。國民黨卻乘機組織一些學生舉行火炬游行，敲鑼打鼓，鳴放鞭炮，慶祝“領袖脫險”，借此向進步學生示威。特別是在１２月２６日舉行的慶祝蔣委員長脫險大會上，他們致電國民黨南京政府，叫喊：“嚴懲張學良”，“要求槍斃沈鈞儒等七人”，“取消學聯會”。在一部分學校里還發生了國民黨學生搗毀愛國學生團體和雙方沖突事故。
１２月２５日晚上，清華大學一些右派學生闖進救國會辦公室搗亂。他們說：救國會所提的“擁護西安事變和平解決！”和“中華民族萬歲！”兩個口號“不通”，聲稱“政府還要繼續討伐”。接著就翻箱倒柜，將救國會文件搶劫一空，并搗毀了救國會。而后又非法搜查救國會負責人和民先隊員的寢室，把搶來的《清華周刊》和其它救亡書報及文件，搬到操場上，付之一炬。民先隊員和進步學生聞訊后，在被搜查的救國會前集合，由楊學誠帶頭，跑步趕到操場，那些右派學生眼看寡不敵眾，被嚇跑了。事后，右派學生還攻擊救國會為“反動集團”。對此，清華救國會發表《公告同學書》、《救國會通告》等，向全校師生揭露右派學生的暴行，駁斥了他們的惡意誹謗，并要求校方嚴懲暴徒。
師范大學的反動勢力表現得最為囂張，１２月２６日，他們在右派教授楊立奎、熊夢飛的策劃下，在師大風雨操場舉行所謂“慶祝”蔣介石“脫險”的集會。會上，李蒸、熊夢飛、楊立奎相繼講話，大捧蔣介石，惡毒攻擊中國共產黨。最后議決：一、通電慰問蔣介石；二、查辦民族解放先鋒隊；三、取消綏遠后援會；四、請求政府處決上海抗日救國會沈鈞儒等七人。師大的反動學生在楊立奎、熊夢飛的操縱下，還組織了一個所謂“武力清共團”，專門毆打進步學生。進步學生也組織起來，向校方抗議，并制止他們的法西斯暴行。
東北大學學生在西安事變和平解決后分成兩派。少數學生借故另行組織所謂“文法學院同學會”、“正義團”，到處張貼反共墻報、標語，并發出所謂緊急通告，說“將實行武力解決及發起電請教育部將該校收歸國有之簽名運動”。東北大學學生自治會立即召開全體學生大會，通過決議予以否認。
西安事變后，北大有少數右派學生指責北大學生會為少數人所把持，不能代表全體同學公意，聲言要組織一個“非常學生會”。北大共有五十三班，學生一千二百余人，但聲明擁護學生會者已有三十八個班，聲明中立者數班。事實證明，反對學生會要求組織“非常學生會”者寥寥無幾。
在北平大學法商學院，也有一小部分學生發表書面聲明，攻擊“北平學生聯合救國會，為一般人所懷疑”，說什么“學生團體、乃聯絡感情、切磋學問之組織，不應妄談政治，亂發主張”。并退出學生會，組織一個“良心社”。此外，在中國大學、朝陽學院等也有同樣事件發生。黨內外廣大進步青年對于蔣介石被釋放以后，國民黨反動派的囂張氣焰和丑惡表演，感到極大的憤慨。同時，對于蔣介石在西安雖然被迫表示接受張、楊八項要求，但仍然沒有改變其鎮壓革命人民的政策，反而極端仇視這一時期增長的全國進步力量，在全國范圍內進行新的迫害，也表示極大的憂慮。
這時，北方局再次派彭真到北平召集市委和學委負責人開會，傳達了黨的新指示。隨后，學委負責人又分別召集大學干事會和中學部負責人開會，通過他們向各校傳達并貫徹執行。
１９３７年１月１５日，劉少奇在《火線》第六十九期上發表文章指出：“西安事變的和平解決，可以成為全中國大局好轉之關鍵”；“西安事變，不獨沒有引起中國大規模的內戰，使抗日戰爭推遲，而且可以使中國內戰停止，全國的抗日戰爭提早”。
在統一了黨內思想之后，北方局和劉少奇要求平津的黨員去說服各方面的人士、特別是廣大進步學生，提高他們對黨的政策的認識，把大家進一步團結在中國共產黨的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的周圍。黨通過學聯和民先隊在各校組織了多次討論會和座談會。經過討論，大家認識到如果殺了蔣介石，就會為親日派制造內戰提供借口，造成兩敗俱傷，使日本帝國主義坐收漁翁之利；放了他，則有利于停止內戰，一致抗日早日實現。
民先總隊部還印發了《西安事件之分析（大綱）》，向廣大民先隊員闡明了西安事變爆發的原因和和平解決西安事變的重大意義。
１９３７年１月，北平民先隊印發了《目前政治情勢的分析》，明確提出“一、停止內戰，一致對外！二、要求中央軍立即集中綏遠抗日；三、實行民主政治，開放民眾運動，保障愛國自由！”天津民先隊也發表了《慶祝陜事和平解決宣言》。
時局在曲折變化中發展。西安事變的和平解決，為全國革命勢力的發展，為爭取民族獨立自由的全面抗日戰爭的開展奠定了基礎。“一二·九”學生運動將要初步完成它的歷史任務了。“一二·九”的戰士們將在抗日戰爭中繼續斗爭下去，作出更大的貢獻！“莫謂書生空議論，頭顱擲處血斑斑！”（鄧拓詩）不少“一二·九”運動的領導者和參加者用自己的行動證實了這一誓言。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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