賄賂逐漸呈現“非物質化” 官員極容易成“俘虜”
“反腐盲區”帶來司法尷尬
我國傳統的賄賂犯罪的法律規定，已經無法涵蓋現實中的賄賂犯罪形式，更無法適應當今反腐敗形勢。
據了解，將賄賂規定為財物，源于1988年《關于懲治貪污賄賂罪的補充規定》。1993年《反不正當競爭法》將賄賂擴大到“財物或者其他手段”，但是1997年修訂刑法未對賄賂范圍作出相應調整，賄賂仍僅限于財物。
“在司法實踐中，往往會遇到許多非財物性利益為內容的賄賂案件，可檢察機關卻不能對其處理，只能移交紀檢部門作紀律處分。”北京市檢察院一位檢察官告訴本刊記者，“這些賄賂案件，也往往造成較嚴重的危害，卻由于法無明文規定，使之逃脫法律制裁。”
“如果對非物質賄賂不納入刑事制裁范圍，其結果是放縱非物質賄賂犯罪，使物質賄賂大量向非物質賄賂轉化，最終導致我國腐敗犯罪呈現增長態勢。”北京中盛律師事務所王小明律師接受本刊記者采訪時指出，“包括性賄賂在內的非物質賄賂，腐蝕性、隱蔽性更強，社會危害性更大，已經對整個社會秩序構成了現實的、嚴重的破環。”
值得注意的是，我國已經加入的《國際反腐敗公約》，對賄賂的界定是“不正當好處”，其中不僅包括財物，還包括非物質利益。
“非物質賄賂具有嚴重的社會危害性，其他手段的調整已不足以抑制其危害的發展，所以必須用刑法來加以調整。”北京市大興區檢察院一位不愿意透露姓名的檢察官向本刊記者表示，“有關部門從立法上適應了新形勢，才能更有效地打擊這類腐敗行為。”
“不應將非物質賄賂排除在刑法打擊之外，以免被犯罪嫌疑人鉆了法律的空子，以‘道德品質’、‘生活作風’問題為由，利用黨紀、政紀處分來規避法律的懲處。”國家行政學院研究員、全國政策科學研究會副秘書長胡仙芝博士接受本刊記者采訪時認為。
“非物質賄賂犯罪未納入刑法調整范圍，不僅阻礙了司法機關對賄賂罪的懲治與防范，不利于懲治遏制賄賂犯罪和反腐敗，而且極大地延緩了我國反腐敗的國際化進程。”胡仙芝說，“但現實中，如何對非物質賄賂進行清晰的界定，著實是難之又難的實踐難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