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先， “城市，讓生活更美好”的世博主題是人類社會對工業經濟深刻反思的產物。決定工業經濟興衰規律的是其資本形態的演化，世界工業經濟先后經歷的早、中、晚三個階段，分別對應著工業經濟的商業資本、產業資本、技術知識資本和金融資本等不同形態。美國歷史上兩次重大的經濟危機，由于其發生時期的工業經濟所處階段的差異，導致復蘇力量的明顯差異。 20世紀30年代美國經濟大蕭條發生在工業經濟的中期階段，正處于產業資本形態向技術知識資本形態演化的時期，工業經濟處于快速成長期，復蘇力量相對較強、探底時間較短。而華爾街金融海嘯發生在工業經濟的金融資本形態階段，時值工業經濟衰落時期，復蘇力量不足，探底時間較長。工業經濟在全球范圍內走向衰落，是資本逐利增值的客觀規律所決定的。當產業資本套利空間被擠壓之后，必將進入金融資本空間。而由于資本增值的同時，伴隨著財富的擴張，因此全球發達的資本主義社會都是 “垂而不死”。但是，其財富的擴張建立在兩大成本上揚的基礎之上：一是財富增長以貧富差距擴大為代價，這是高昂的社會成本；二是財富增長以對資源和環境負債為代價，這是更為高昂的環境成本。這正是人們對于工業經濟深刻反思的兩把重要的標尺，它導致人類思維進入 “時光隧道”，倒流到2300年之前的古希臘哲學時代，向亞里士多德 “討了說法”，因為 “城市，讓生活更美好”正是大哲學家亞里士多德的原話。
其次，城市定義的多樣性折射出人們對城市功能期望值的多元性。城市之所以難以有一個確切的定義，正是處于不同地位的人們對城市功能價值多樣性追求的結果。城市功能不能走 “一業獨大”的功能模式，它應當是人類賴以生存發展所必需的一切功能的共同載體，其中包括城市的經濟功能、生活功能、生態功能和服務功能等。當前，城市還不能讓生活更美好，從城市功能視角判斷其原因主要是經濟功能侵犯了生活功能和生態功能，城市現代功能的進化侵犯了傳統功能的傳承。從多樣性導致穩定性的基本原理出發，城市讓生活更美好是城市多種功能系統集成的結果。體現城市多種功能的指標是一個多目標系統，彼此排斥而又彼此依存是這個系統的特點，諸如經濟指標、宜居指標和資源指標之間，無法靠 “最優”決策去協調，而只能靠 “滿意”決策去整合，原因在于對某一指標的 “最優”追求，均會意味著對其他指標的 “最劣”安排。例如，非理性地追求經濟高增長，往往會導致生態環境的惡化。但是，解決問題的難度在于，城市整體的協調性功能被城市主管職能部門條塊分割的體制所肢解，應對的唯一之策是政府管理體制的改革。
最后，人們社會關系的優化是決定 “城市，讓生活更美好”的關鍵。馬克思在 《費爾巴哈論綱》中指出：“人不是單個人所固有的抽象物，本質上它是一切社會關系的總和�！边@種社會關系包含了人的勞動關系、分配關系、交換關系和城鄉關系等。當上述關系不是走向優化，而是被扭曲、甚至是惡化的時候，城市無法讓生活更美好。社會關系的優化靠的是勞動制度、分配制度、城鄉二元結構等制度的一系列改革和創新。對于社會關系優化而言，城市現代化的形態建設均無濟于事。事實證明，要讓城市生活更美好，光有現代化的交通、通信體系、休閑設施和高檔住宅還不夠，營造和諧的社會關系尤其必要。
低碳經濟的本質是發展模式科學化
低碳經濟計劃實施的基石是對傳統經濟模式的否定。盡管當前低碳經濟概念已近乎家喻戶曉，但人們對低碳經濟作用機理以及減排計劃實施主體的確定，仍存在認識和理念上的誤區。
低碳經濟計劃正在對城市的能源結構、能源效率和能源需求，提出嚴格的標準。從此意義上判斷，低碳經濟實質上是一種科學化的發展模式，它是對傳統發展模式的現代經濟學否定。
首先，以人為本理念是決定經濟碳含量的靈魂。以人為本是一組系統的概念，不能失之偏頗。
其一是在人與物之間，應當樹立人本理念。這是我國古人早已有之的“國以民為本”思想，只不過當人類在狂熱追求工業生產規模時被忽視了，原因是工業生產的對象和最終產品均是非生命體，它不像農業社會，其生產的對象和最終產品均系有生命體。GDP凌駕于一切指標之上的局面，其源在于物本主義的價值觀占居統領地位之故。物本主義占主導地位之后，其發展模式的選擇將會是過度追求資本和資源密集型的增長方式，勞動力就不能充分地被利用，在財富的創造和分配格局上，勞動力必然處于劣勢和被支配地位。
其二是在多數人與少數人之間，應樹立多數人為本。這實際上又是我國古人 “民以食為天”思想的現代詮釋，這一思想的背景往往是當少數富人正為財富太多而發愁時，多數人還在為溫飽而奔波。當今社會，多數人仍然無法回避 “勞動力再生產”的命題，如果其收入水平無法實現這個目標 （包括住房、教育、醫療等生兒育女必備的條件）時，社會正在背離馬克思關于勞動力價格的基本論斷。由于勞動力價格的被扭曲，珠三角和長三角出現的 “民工荒”，其背景實質上是 “民工權利之荒”，而絕非國內某些經濟學家所判斷的 “劉易斯拐點”現象。少數人為本的理念正是我國企業固守成本外化模式的道德根源，只要這種理念不變，低碳經濟將是水中之月。
其三是在未來人類與當今人類之間，應當主張以未來人類為本。人類社會面臨的高碳排放的局面，是因資本貪利導致盲目無節制地擴張經濟規模的結果，而這種擴張行為的支撐平臺正是建筑在未來人類缺失話語權的基礎之上。所謂可持續發展不只是一句簡單的空洞口號，其定量標準是人類地球可持續發展資本的均衡利用。這種資本不是經濟學意義上的資本，它包括了天然資本 （礦山、河流、森林、草原等）、人造資本 （道路、橋梁、工廠、碼頭、機場、電站等）、社會資本 （社會運作的體制、機制、政策、法律等）和人力資本 （經過嚴格訓練的人力資源）。如果以當今人類為本的理念不變，實現人類可持續發展也不過一句口號而已。
其次，發展模式選擇是政府與市場博弈的結果。政府與市場的作用是一種互補關系，而非替代關系。通常說來，宏觀經濟層面的穩定經濟功能，以及公共物品的提供是由政府職能實現的；微觀經濟層面的經濟行為，諸如私人產品的提供，應以市場效率為導向。自從20世紀30年代經濟大蕭條以來，世界經濟處于經濟自由主義和凱恩斯主義的輪流坐莊的交替主政之中。其背景是政府有形之手與市場無形之手的博弈，其結果將決定經濟發展模式的類型是政府主導型，還是市場主導型。規律顯示，每次重大經濟危機前夜往往是放任的經濟自由主義占上風，政府有形之手被束之高閣；危機之后則往往又是凱恩斯主義占據上風。當前，世界各國正是凱恩斯主義一統天下之際，但是，凱恩斯主義的經濟刺激政策是短期的，它對于長效機制的形成無能為力。當前要防止的主要傾向是凱恩斯政策的強大慣性，它會導致政府行政性干預過多。
最后，低碳經濟計劃實施的基石是對傳統經濟模式的否定。盡管當前低碳經濟概念已近乎家喻戶曉，但人們對低碳經濟作用機理以及減排計劃實施主體的確定，仍存在認識和理念上的誤區。反映在如下問題上：一、當代人類文明面臨的困境，是簡單的企業行為結果，還是工業經濟模式的產物？二、低碳經濟計劃的實施，是屬于私人產品提供的框架范疇，還是公共產品提供的框架范疇？結論應當是肯定的，是后者而非前者。
據此來評估哥本哈根的全球減排會議就不難發現，會議結果的局限性是由會議認識的局限性所決定的：一是低碳經濟計劃的實施脫離了工業經濟模式的轉換。哥本哈根會議天真地在不觸動工業經濟模式的前提下，試圖實施各國減排計劃。工業經濟模式的特征是成本外化，企業將減排視作一種為他人做嫁衣的 “經濟外部性”行為，因而缺失減排的自主性動力。因此，當前我國在實施低碳計劃的同時，必須從制度安排入手，對產業政策、行業管理、財稅政策和信貸政策進行配套創新，努力使工業經濟的成本外部化轉變為內部化；二是將低碳經濟計劃的實施主體確定為缺失動力機制的各國政府。正因為減排計劃的實施屬于公共物品提供的框架范圍，就不能落實到各國政府的頭上。這是因為，在本國范圍內，政府確是公共物品的提供者，但在國際范圍內各國政府只不過是本國私利最大化的追求者，它同樣具有企業成本外化的偏好。因此，哥本哈根會議的決策舉措顯然違背了公共經濟學的基本原理，其結果是顯而易見的。以歐盟為例，在會上曾信誓旦旦地承諾愿為發展中國家補助1000億歐元，但實施結果只是落實100億美元而已。
此外，對GDP的偏好和錯愛，也會導致減排計劃的流產。 GDP雖然是國民經濟交易的一種精確的貨幣規模統計，但有其局限性。因此，若不從產業結構政策創新入手，而是簡單地滿足于GDP的規�？己�，必然導致地方政府去追求高產出率的低層次行業，而這些行業往往又是高排放的行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