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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最近我和全國其他的著名企業家一起參加了2015年大眾創業萬眾創新活動周，并有幸與李克強總理參加了北京中關村主會場活動。李克強總理對大眾創業萬眾創新寄予了很高的期望，表示要為創新創業者清障搭臺。

　　清障搭臺、化繁為簡、簡政放權，這是為雙創創造良好的制度環境。但我認為在法律上也應該清障搭臺。特別是我國的公司法、證券法，如果不與時俱進地改革，雙創也難以取得長久效果，就有可能是運動式雙創，一陣風就過去了。

　　具體而言，公司法和證券法有兩個方面不合理，我認為應該進行改革：一是對股權眾籌的股東數量限制不合理，二是對期權收入按照個稅征稅不合理。

　　股權眾籌還是非法融資，不能一刀切

　　首先是股權眾籌。初創企業融資難是一個老問題了，第一筆資金往往來自父母和親朋好友，銀行不要指望，天使投資不是那么容易獲得的。但有了互聯網以后，初創企業可以通過金融平臺讓很多素不相識的人知道創業者做的項目，可以從素不相識的人那里融資。比如一萬個人愿意投資這個項目，每個人一萬元，風險都不大，但對于初創企業來說就是寶貴的融資。如果成功，回報率就很高。有了股權眾籌，普通人都能參與到創新創業中。

　　我們在開發360奇酷手機的時候，也有進行股權眾籌的想法。360公司投資了20多億元人民幣成立了奇酷手機公司，從中切出一小部分股權，再限制一定的份額向普通人開放。他們既可以享受奇酷公司未來價值增長所帶來的回報，也可以根據一定折扣購買奇酷的產品。我們并不缺錢，對我們來說，股權眾籌是一種用戶策略和營銷策略，這幾萬人購買了奇酷的股權，他們既是用戶，又是股東，會積極地向我們提出各種產品建議，同時也會熱情地向其他人宣傳產品。

　　我們是產品主義者，堅信好的產品是企業發展的基礎。但好的產品不是閉門造車造出來的，它是持續聽取用戶意見，不斷改進產品改出來的。對我們來說，這批最鐵桿的用戶非常重要。

　　但是，我們遭遇到了公司法和證券法。根據公司法，非上市公司的股東不能超過200人。與公司法相對應，我國證券法第十條規定，向不特定對象發行證券的，或向特定對象發行證券累計超過200人的，都算是公開發行證券。公開發行證券則必須通過證監會或國務院授權的部門核準，需要在交易所，遵循一系列規則去交易。

　　我理解公司法、證券法這樣規定是為了防止出現非法集資，一旦集資人跑路，就會成為社會不安定因素。但這顯然是一刀切的規定，而且根本沒有與時俱進。

　　首先，我們都已經投資了二十多億元，投資在那里放著，根本不可能跑路。其次，我們對每份投資額都做了限定，即使出現風險，也不會導致投資者傾家蕩產。我對自己的公司和產品充滿信心，我甚至愿意以我個人的資產作為擔保。像這樣的設計，與非法集資根本不是一個概念。

　　我認為，公司法、證券法應該與時俱進，根據今天技術發展和市場情況，再進一步細化，而不僅僅是把股東數量作為判斷非法集資的標準。

　　期權按照個稅征稅不合理

　　另一件不合理的事情，是對員工出售期權的收入征收高額的個人所得稅。

　　像360這樣的互聯網公司，基本實現了全員持有股票或期權。我認為他們不是員工，而是公司的合伙人，是創業者。他們有了股票，有了期權，有了主人翁意識，就會特別積極地為企業創造未來。互聯網公司發展迅速，原因是員工愿意加班，愿意勤奮地工作。如果沒有期權和股票作為激勵，員工不可能有這樣的自覺性和積極性，這個企業不可能發展很快。

　　但是，我們國家對企業員工出售期權所獲得的收入按照個人所得稅來進行征稅，我認為這非常不合理。

　　初創企業要發展，必須要不斷引入高端人才、專業人才，但這些人才在大公司里拿著豐厚的薪酬，初創企業根本給不起。這些高端人才一定是降薪加入初創企業，然后授予期權或股票之后，他們將在幾年之內忍受這種低收入。

　　如果這家初創公司發展到后來上市了，他們賣了期權賺一部分收入，國家是把期權收入和員工月工資收入加在一起，征收高達45%的個人所得稅。不合理的地方在于，雖然員工一次性出售期權賺了不少錢，但是在此之前，他可能是五年甚至十年一直在拿很低的工資。我認為不合理。

　　而且，企業授予員工股票和期權，都是具有限定條件的，就是說一年只能出售一部分，四五年才能出售完。只有在市值有所增長后，員工出售期權才能賺錢。如果公司股價跌了，員工一分錢都賺不到，之前長期的較低工資也算是白忍了。因此，期權就跟股票一樣，是有風險的，應該是按照資本利得稅來征收。

　　奇怪的是，國內的股票市場上，炒股賺到錢倒是不收稅的。參與初創企業的創新創業，獲得的收入要征收高額的個人所得稅，參與二級市場投資成熟上市公司賺到錢卻什么稅都不用交。我真的看不出這是什么道理。

　　制度改革才能釋放創新紅利

　　我們國家現在有一種慣性思維，一出現新事物，本能的反應就是要管。但大家想一想，互聯網在中國能夠發展起來，形成今天繁榮的局面，從某種程度上來說，是因為當時的有關部門因為看不懂、看不清，心里沒想著要伸手去管，相反是給予了一個比較開放、寬容的環境。所以，對待新的事物，比如說打車軟件、股權眾籌，應該具有早期有關部門的智慧和胸懷，創造一些寬容和支持的環境，而不是一看新東西就想著要管，要用現有的、甚至過去的規則把它約束住了。

　　改革開放三十年，出現的幾波紅利都是因為當時國家政策的寬容。十一屆三中全會以后，中國沒有增加耕地、沒有出現農業機械，但能夠一下子從一個吃不飽飯的國家，解決了溫飽問題，這是制度改革帶來的紅利。從1984年開始，中國出現了一個大的創業潮，出現了像聯想、華為、萬科這樣的著名企業，這也是制度改革帶來的紅利。上世紀90年代末，我們這群搞互聯網的毛頭小伙子敢辭職下海，也是國家要與世界接軌，對待新生事物采取寬松和支持的態度。今天互聯網的繁榮局面，根本上講就是當時寬松的制度環境決定的。

　　那么，今天的紅利在哪里？我覺得仍然在強烈希望改變自己人生的年輕人身上，但能不能真的產生紅利，在于能不能創造寬松的制度環境，這就是說要在行政、法律等方面為年輕人創新創業建立寬松的制度環境。現在國家領導人提倡雙創，我覺得這在國家意識上有了改變，如果有了制度改革，那將會釋放很大的紅利。

　　所謂軟實力，本質上是年輕人的創造力。

　　年輕人喜歡做夢，喜歡追夢，我覺得年輕人的夢想就是中國夢，它是靠白手起家的，是靠發明創造的，是靠技術和產品的創新，一個人只要有勇氣，夠聰明，夠勤奮，通過創業就可能取得成功。我覺得這才是真正的中國夢。

　　雙創其實就是給普通的年輕人有實現中國夢的好機會，靠創業、靠技術產品創新，靠商業模式創新實現。既然政府決定推動創業創新，推動中國夢，就不能光喊口號，而是要創造，或者改革制度，給年輕人創造機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