構建文明理性的議事規則

　　游弋在眾聲喧嘩的輿論廣場、行走在匿名討論的網絡空間，我們既要捍衛權利，也要善于發言；既要行使自由，也應保持自律。否則，我們將無法善用這種觀點充分交鋒、思想競相交流的歷史性機遇，不僅社會的理解與共識無法達成，也會錯失一次走向人的現代化、社會現代化的良機

　　廣告學有一本名著，叫做《廣告，艱難的說服》。書名之所以令人印象深刻，就在于它表達了一個常識：要改變別人的觀念，是一件很不容易的事情。

　　問題是，如果說服不了別人怎么辦？是依然尊重別人的觀點，還是將自己的觀點強加于人？是捍衛別人的說話權利，還是認為別人不配有表達自由？是嘗試理解別人的觀點來由，還是直接貶斥別人的道德乃至智商？

　　在今天的輿論場里，類似觀念交鋒最終“劍走偏鋒”的現象并不罕見：心平氣和的討論，變為唾沫橫飛的辱罵； 同一話題的分歧，成了互揭隱私的競賽；網絡爭吵的激化，導致赤膊上陣的“約架”。至于動輒質疑別人為“五毛”、“美分”，或者相互送上“賣國賊”、“愛國賊”的帽子，也是時有耳聞。

　　從觀念的整齊劃一走向意見的豐富多元，反映了我們時代的進步，其中一個重要標志，就是各種思想觀念的交流交鋒。然而，事實也證明，這種交流交鋒如果沒有一定之規，讓“預設立場”左右了“事實選擇”，讓“站隊邏輯”取代了“是非判斷”，那么結果很可能是社會共識的撕裂、隔閡對立的制造，甚至使觀念交鋒異化為某種意義上的“黨同伐異”。而其對自由的危害，已經為歷史反復證明。

　　網上有一句名言，“你永遠叫不醒一個裝睡的人”。如果你跟一個人辯論，至少表明你認可了這種交流價值。換言之，你認為對方值得你與之辯論。在這個意義上，尊重對方，就是尊重你自己；而將辯論“升格”為攻擊辱罵，結果只能是自我矮化。如果動手可以解決問題，恐怕當年的“江東俊杰”未必會給諸葛亮“舌戰群儒”的機會；倘若“真理”在手就急于推廣，甚至認為可以自外于規則“實現正義”，不妨想想伏爾泰的那句名言：“人人手持心中圣旗，滿面紅光走向罪惡。”

　　在“絕對真理”時代，什么都是單項維度，不允許觀念交鋒；在“唯一正確”的社會，什么都是一元表述，不需要公共討論。今天，面對社會和科技的雙重進步造就的前所未有的公共輿論平臺，我們需要思考：如何把握這種觀點充分交鋒、思想競相交流的歷史性機遇，構建支撐當代中國公共空間的議事規則？游弋在眾聲喧嘩的輿論廣場、行走在匿名討論的網絡世界，我們既要捍衛權利，也要善于發言；既要行使自由，也應保持自律。否則，不僅社會的理解與共識無法達成，我們也會錯失一次走向人的現代化、社會現代化的良機。

　　有良好的規則并且共同遵守，是現代文明的一個重要標志。1876年，一部《羅伯特議事規則》，直接助推了西方的會議文明和制度文明。而在1917年，孫中山痛感國人的“一盤散沙”及“烏合”狀態，也曾擬定一本《民權初步》，專門教國人如何開會討論，可惜這樣的努力失敗了。今天，面對公共空間的空前拓展、表達途徑的日益豐富，我們亟須構建一種文明理性的議事規則。只有明確觀點交鋒時，究竟應當秉持什么樣的議事規則；思想交流時，又當保持怎樣的底線原則；只有強勢的一方懂得尊重弱勢的一方，只有彼此共同遵守并使用同樣的規則，我們才能搭建理性、建設性的討論平臺，并由此涵養提升中國社會的民主素養和公共精神。

　　茨威格在《異端的權利》中曾這樣寫道，“我們的世界大得足以容納許多真理。”在利益多元、觀念多樣、思想多變的今天，“差異”構成了我們生活的豐富圖景，“交流”也成為凝聚共識的必然路徑。而如何學會與差異相處，遵守什么規則展開交流，不僅關系到我們能否在觀念市場中“求同存異”，也決定著我們如何構建當代中國的公共空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