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3月11日是日本3·11福島核災兩周年日，核電未來發展的討論持續在臺灣發酵。臺灣《中國時報》11日發表社論文章指出，核四問題存在五層爭議，亟待理性對話解決。將關心“核四”的“公民運動”轉化成關心臺灣“能源政策”的“能量”，這才是有利于臺灣民眾的福祉。

　　社論摘編如下：

　　今年3月11日是日本3·11福島核災兩周年日，核電未來發展的討論持續在臺灣發酵，包括核四的“停建”或“續建”等，成為社會大眾最關切的議題，例如前兩天全島反核大游行，民眾參與踴躍，反核儼然成為“全民運動”。有更多的民眾或團體關心公共政策，這是好事。但如何在此過程中，建構理性溝通平臺，是當局與社會共同的責任。由于核四爭議牽涉層面很廣，它不只是核能科技議題，更是政治、治理或能源政策議題。而如果核四已成目前臺灣最具爭議的問題，到底爭議在哪？我們從以下5點分析：  

　　第一，對科技了解不足：由于核能發電或核四電廠設計，有其專業科學技術，例如反應爐、圍阻體、燃料棒，以及其它發電與相關建筑設備等，都有其復雜的專業技術。特別是，（核能與核能安全）科學日新月益，同時帶動許多創新發明的科學技術；然而，核能科技的專業性，不容易在短時間瞭解，再加上資訊不對稱或權力不對稱，就容易產生誤解。一旦誤解（情緒）沒有獲得適當解釋，就容易產生信任的問題。換言之，究竟擁核或反核者，對核能（安全）科技，有多少認識，恐怕還有待了解。

　　第二，對科技不相信：民眾對（核能安全）科技不相信是另個問題，部分原因是福島核災效應，讓許多人談核色變。不過，對科技不信任不是現代才有的現象，早期西方宗教視“地球是圓的”為禁忌。滿清（義和團）時代，對西方科學，也充滿著排斥與憤怒。民主時代，對于相信或不相信技術者，都應給予適當尊重。理由在于，這往往是每個人的價值信仰，對價值信仰的尊重本來就是民主政治的精神。而對科學相信與否，因為和人與由人形成的“組織”含公司、政府與制度）有關，下列因素于是顯得更為重要。  

　　第三，對臺電沒信心：核四讓臺電背了許多“原罪”，例如核能電廠在威權時代，主要以“安全”為由，甚少進行核電廠相關資訊的開放與溝通。 

　　第四，對當局不信任：日本福島核災，加深民眾對核四與當局的不信任。由于臺電是隸屬“經濟部”的“國營企業”，受到當局或政策管制。此外，臺電承擔了許多當局的政策任務，例如核能發電即是當局既訂的能源（核能）政策。也因此，許多臺電無法或難以處理的議題，很自然地就會造成民眾對當局的不信任。尤其是，當局涵蓋的政策議題比起臺電所要顧及的層次和層面更深、更廣，也就是說，其實當局面對核四議題的復雜度更甚于臺電，如此，也更加重了民眾的不信任感。  

　　第五，對政治不信任：政治制度設計，本來就在解決政治爭議；但有時因政治制度的局限性，使得政治爭議難以解決。例如，可能因為媒體與社會對政治的不信任，導致原屬科技的問題，層次不斷上升，形成必須透過政治（“公投”）手段，才能解決爭議。問題是，民眾對政治不信任，讓前述理性或科技的問題，無法獲得充分討論，結果重點變成了“公投”各項政治技術操作面的問題。  

　　顯然，核四停建或續建已成“安全”層次的能源安全問題，非臺電或“經濟部”能處理。因為前述五層次爭議難解且有連動效應，例如有民眾因對核能科技不瞭解，導致對當局或政治的不信任。目前社會彌漫的氣氛是，民眾感覺不安全的“情緒”，已經遠遠超越了理性認知不安全的程度；也使得擁核與反核之間的對話，益形困難。  

　　不論核四停建與否，都將深深影響到臺灣未來的發展。因此，擁核與反核者如何透過溝通，進行理性的對話，非常重要。目前討論熱烈的“公投”議題，或許能暫時解決政治爭議，但仍可能無助于解決核能科技爭議。距離未來核四“公投”仍有一段時日，當局、社會、媒體，均有責任針對前述爭議，作深入廣泛的溝通討論。若能透過對話建立共識，將關心“核四”的“公民運動”轉化成關心臺灣“能源政策”的“能量”，這才是有利于臺灣民眾的福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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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責任編輯：張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