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2米望遠鏡意外走紅：透視科研蛋糕之爭

　　從8月4日至今，一場院士之間的科學爭論在互聯(lián)網上“刷屏”了。焦點是：我國擬建的12米望遠鏡，究竟是用3鏡系統(tǒng)還是4鏡系統(tǒng)？前者強調“成熟”，后者強調“創(chuàng)新”。據(jù)悉，這個項目計劃將耗資幾十億元。

　　8月4日，中科院院士陳建生將自己反對12米口徑光學望遠鏡(簡稱12米望遠鏡)方案采用4鏡系統(tǒng)的觀點，通過郵件抄送給了幾乎整個中國天文圈。8月8日，支持4鏡系統(tǒng)的兩位中科院院士蘇定強與崔向群，也用公開信的方式回復質疑。緊隨其后，海內外學者輪番發(fā)表觀點。

　　入選國家“十三五”重大科技基礎設施的世界最大光學望遠鏡建造計劃，從一場原本“門檻”很高的科學之爭，成為公共輿論話題。院士之間針鋒相對，網絡民意洶涌。

　　是科學之爭還是利益之爭？

　　梳理這場爭論，其起點始于2015年。

　　第一次爭論的核心在于“是搭便車還是自己建？”彼時也存在兩種觀點，其一是參加“三十米口徑望遠鏡”(TMT)國際合作項目，通過出資獲取相應份額的觀測時間使用權。其二是崔向群院士力推的，以中國為主導發(fā)起國際合作建造一架口徑為20米的望遠鏡。最終，因TMT項目出現(xiàn)意外，2016年5月在香山舉行的一次會議上，我國天文學界達成一致：兩條腿走路，積極參與國際合作大望遠鏡項目的同時，自主建造一臺12米望遠鏡。

　　第二次的爭論核心在于“如何建？”去年底至今，關于這臺大望遠鏡究竟走哪條技術路線，爭論不斷。一種方案是以中科院南京天文光學技術研究所(以下簡稱南京天光所)蘇定強、崔向群兩位院士提出的自主創(chuàng)新的4鏡系統(tǒng)；另一種則由華中科技大學馬冬林博士提出，復制上世紀即被國際大望遠鏡系統(tǒng)廣為采用的3鏡系統(tǒng)。天文圈由此分為兩大陣營：一方認為，科學目標高于技術創(chuàng)新，3鏡成熟拿來就能用，4鏡創(chuàng)新有風險；另一方則認為，自主創(chuàng)新并非不能兼顧科學目標，3鏡拷貝經典不足取，4鏡更符合我國大科學計劃定位。

　　一位不愿意透露姓名的學者透露：“由于今年6月底要向發(fā)改委提交設計方案，因此從2016年底至2017年上半年，兩派互不相讓，各顯其能。如果說4鏡走的是‘上層路線’，通過說服領導獲得支持，那么3鏡其實走了一條‘群眾路線’，在評審結束后試圖用民意倒逼決策。”

　　數(shù)十億元的項目值得一爭。據(jù)了解，我國大科學工程建設項目單體最大不超過20億元。可作對比的是，500米口徑射電望遠鏡FAST總投資約12億元，探測暗物質的衛(wèi)星悟空造價為1億多美元。

　　12米望遠鏡“蛋糕”之大，讓不少科學家預見到可能到來的第三次爭論，其核心或許將是“誰來建？”

　　一位業(yè)內人士分析，以華中科技大學的技術水準不可能承擔這個項目。南京天光所是我國光學領域繞不開的技術權威之一，正如陳建生院士所言：“我們一直希望南京天光所能夠在12米望遠鏡建造方面起重要作用，希望他們能根據(jù)科學需求提出3鏡方案供選擇。”所以，最終該工程仍然可能會由南京天光所或者中科院下屬的其他院所承擔。

　　大科學裝置建設與科學目標脫節(jié)的問題由來已久

　　此次爭論暴露出用戶、天文學家與工程專家之間的分歧。類似大望遠鏡這樣的大科學裝置從立項到建設是一個漫長的過程，在工程實施期間，經費和人員都圍繞具體工程配置，而驅動其后的宏偉科學目標、未來使用大科學裝置從事科學研究的人才隊伍建設等往往被淡化，使得利用大科學裝置產出重大科學成果的時間嚴重推遲，甚至貽誤重大科學發(fā)現(xiàn)的機遇。

　　在此次爭論中，崔向群院士主導的郭守敬望遠鏡LAMOST“躺槍”，被作為4鏡系統(tǒng)主導者的一個失敗先例屢屢提及。國家天文臺副研究員劉超參與該項目十年之久，他坦言，計劃(河外星系巡天)與結果(銀河系光譜巡天)南轅北轍，LAMOST算不上一個成功的大科學項目，但也不能定義為失敗。“不可否認，它仍是世界上銀河系研究的核心重器之一，是中國天文學躋身世界的重要標志。”

　　“要克服追求最大規(guī)模科研裝置的浮躁心態(tài)，把實現(xiàn)宏偉科學目標作為建設大科學裝置的唯一推動。現(xiàn)在很多高大上的大科學裝置建設方興未艾，有些裝置片面追求設備在國際上獨尊的地位，而忽略其用于科學研究的本來目的。”中科院院士武向平不無憂慮。

　　具體到這次爭論，以陳建生院士為代表的學者站在“用戶”的角度對望遠鏡技術路線提出批評。從陳院士的抱怨不難看出他對“脫節(jié)”帶來后患的憂慮。“大科學工程誰來導向？是技術導向還是科學需求導向？科學上我們認為3鏡系統(tǒng)更能滿足科學需求，光效率高，使用又方便。”

　　然而也有觀點認為，上個世紀即廣泛應用的3鏡方案或許能夠又快又好地“用起來”，但建造過程中經驗積累與創(chuàng)新探索的空間有限。“某種程度上，工程意義并不在科學意義之下。”知乎上一位匿名科研工作者說，這種大型基礎前沿項目的建立，對國際頂尖人才的匯集、對自身相應方面科技的推進、對技術和產業(yè)的同步提升均有促進效應。而天文學研究的“收獲期”與之相比更為“遙遠”。

　　“大蛋糕”會否頻繁引爭論

　　目前，中國已是僅次于美國的世界第二大研發(fā)經費投入國家。有關人士認為，大望遠鏡技術方案的爭論背后，科學大工程管理策略、科研經費體制機制等一系列更加復雜的問題不容忽視。如不引起重視，隨著我國對科研投入力度持續(xù)增大，類似的爭論還將頻繁發(fā)生。

　　大科學工程如何決策、組織才是規(guī)范合理的？美國伊利諾伊大學天文系助理教授沈悅說，國際上通用的方法是組織同行專家評議，多方論證各種方案的優(yōu)缺點，逐步達成共識。論證和評議并不一定只有一輪，很多時候是多輪，但是要保證每次都公正和透明。

　　一些學者認為，如何更加科學地決策科學問題離不開健康的科研文化，需要知無不言、充分探討的科學氛圍。往往礙于“人情面子”，一些科學家選擇性緘默，導致一些本不該上馬的項目匆忙開工、不該結題的項目蒙混過關。

　　中科院院士、著名分子生物物理和結構生物學家饒子和建議“重視科學咨詢”，認為應充分發(fā)揮中國科學院、中國工程院的國家智囊作用，做好頂層設計，在項目立項論證過程中進行戰(zhàn)略咨詢。

　　中國工程院副院長趙憲庚說：“大科學計劃和工程非常多，各個領域都有，是不是我們都要做？對此一定要把關，判定哪些是一定不做的。項目立項論證過程中，也可以嘗試組織紅隊、藍隊來論證項目是否應該上，不應該上的理由是什么。”(半月談記者 蔣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