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恐怕是北京市最簡陋的一所“大學”了。

　　這所被稱為“工人大學”的學校，隱藏在繁華鬧市數十公里外的平谷區張辛莊小學里。雜草和學生種的蔥點綴著這十幾畝的廢棄校園，操場的水泥地上只有孤零零的一座籃球架。村里廣播中的流行歌曲，常常不合時宜地飄進正在上課的教室。

　　低矮屋子里坐著的19名同學，是學校的全部學生。他們中絕大多數是打工者。除了1名大專畢業生和4名高中生外，其余人只有初中和小學的學歷。

　　在為期6個月的時間里，這些“工人大學生”，不僅要學習電腦維修和軟件使用等知識，還要學習包括馬克思剩余價值學說在內的一系列社會文化課程。截至目前，工人大學已培養200余名學員。

　　“學校通過每天的課程、勞動、分享，讓工友們看到更多可能性，看到更廣闊的世界，有尊嚴地活著。”工人大學的創辦者孫恒告訴中國青年報社記者，“同時希望學員能把公益精神發揚光大。”

　　他們看不到出路很痛苦，只有選擇逃避

　　村里的廣播在6：50分準時響起。校園生活從此開始。半個小時的晨跑結束后，就是一天的課程。

　　4月10日的第一堂課，由孫恒講“社會資源”。黑板上寫滿礦、樹林、水等各種物質資源。臨近尾聲，他轉身寫下兩個大字：思想。

　　“什么是思想？什么是精神？人和人本質上沒有太大的區別，區別就在于思想。”孫恒緩緩地說，“現在是一個精神信仰缺失的時代，所以你要問問自己，是一個有思想的人么？”

　　不過，學員對此并無太多反應，有幾個學員只是點點頭。

　　孫恒給學員提出的，是一個頗讓人尷尬的問題。

　　學者呂途對此深有感觸。她訪談過上百名打工者，也在兩家工廠體驗過。她發現，孫恒提出的問題，不少打工者甚至都沒有概念。打工者往往把大量的休息時間，用在游戲、煲電話粥上。

　　“現代社會看起來好像給了新生代打工者更多的自由，但他們只有從這個工廠到那個工廠的自由，他們看不到出路很痛苦，可是人總得要過啊，于是就只有選擇逃避痛苦。”呂途說，“不是大家不去想，而是社會不給他們機會。”她把自己訪談的內容，整理成了一本書，名字就叫《中國新工人：迷失與崛起》。

　　呂途是孫恒的妻子，也是工人大學一名研究者。她把講述打工者歷史的課程帶進教室，并鼓勵大家寫下打工過程中的感受。

　　大小各異的紙片呈上來，幾乎全是苦悶。

　　“上學的時候教科書總是說，中國工人農民最光榮，步入社會的時候，社會現實總是說農民工、外來務工人員是弱勢群體。光榮的工人怎么會淪落到弱勢群體？”一位同學寫道。

　　孫恒也有如此苦悶。1998年，23歲的孫恒辭去河南一所中學的音樂老師教職，帶著吉他，卷上鋪蓋，坐著農民工專列到北京闖蕩。

　　他做過推銷員，當過搬運工、送水工。當他鼓起勇氣，到唱片公司推銷自己的歌曲時，遭到嘲笑。后來，他就四處流浪，以唱歌為生。在行走中，這名“打工歌手”漸漸明白了現實的殘酷。

　　這正是孫恒創辦工人大學的起點。他將中國龐大的打工者群體，稱為“新工人”。他“希望搭建一個文化教育平臺”，讓新工人在平臺上能清醒認識到自身的價值。

　　“大家對這個稱呼特別喜歡，過去成為工人是一種夢想，加了一個新之后，帶了過去美好的東西，又代表在新時代，要創造新的東西。”呂途說，“‘農民工’給人一種永世不得翻身的感覺。”

　　2010年，富士康發生14連跳事件，對孫恒觸動很大。他演講時，總是喜歡在幻燈片里放上一張跳樓事件發生后，工廠在職工宿舍樓外加防跳網的照片。

　　“問題發生后，人們總是從外部尋求補救措施，甚至求神拜佛，卻沒有人關心工人的內心世界是怎樣的。”孫恒語氣中帶著憤怒。

　　為了讓工人更好地了解自己，在設置課程時，孫恒有意增加了關于共和國歷史和打工者歷史的內容，還包括介紹團結經濟工人合作社的課程。

　　除此之外，工人大學的招生簡章里，“師資力量”一欄已經列出了一串長長的名單，除了孫恒和呂途教授的課程外，中國鄉村建設規劃院院長李昌平，中共中央黨校文史教研部副教授劉忱，以及中國青年政治學院中文系副教授梁鴻在內的專家學者，也會偶爾來到這所看起來荒涼的校園。

　　改變不利現實，首先需要工人自身意識到

　　4月的一個早上，教室里有些昏暗，陽光還沒有照進來。學員們已早早坐在教室，等候講師的到來。

　　這堂課的講師，是北京大學一名志愿者。他把馬克思的剩余價值理論帶進課堂，試圖讓這些工人明白什么是商品、貨幣、價值、可變資本。

　　一系列復雜的概念讓學生們不知所措。但當志愿者提問“老板會用什么方式讓你們多干活”時，課堂一下子活躍起來。

　　“把工作時間定得很長”，“生產線上不讓說話”，“把基本工資壓得很低，讓你不得不加班”……學生們開始分享自己的打工經歷。

　　志愿者很快在凸凹不平的黑板上畫了一個圖。“加班看似多給你工資，但是你還創造出更多的價值，所以工資等于沒變。”他解釋道。

　　像這樣的“啟蒙課”還有很多。

　　在工人大學畢業一年以后，黃林峰仍然能記得呂途在上課時講過的親身經歷。

　　那時她在一家臺資工廠體驗工作，勞務派遣公司的人從來沒有做過自我介紹，“隨便是誰都可以吆喝我們”。到了車間以后，“車間主任挑人的時候，感覺自己像是集市上的商品，讓別人看看新鮮不新鮮，形狀合適不合適”，“工具只要能用就可以，只需要知道品種，沒有具體的名字”。

　　“這是一個沒有名字的世界。”呂途總結。

　　黃林峰深受啟發。“以前在工廠里邊管理者總是不喊我的名字，我都習以為常了，現在呂途老師說了，這是對我故意的貶低。”他說。

　　畢業回到深圳后，黃林峰再次成為流水線上的工人。

　　這是一個他曾經無比厭惡的地方。“感覺自己不像個人，沒有自己的思想，想和旁邊的人說說話，都不允許”。除了機械的手部動作，他唯一能夠做的，就是在心里唱歌給自己聽。

　　但現在，他不一樣了。

　　2014年年底，黃林峰希望辭去工廠工作回家休息一段時間。按照慣例，他首先需要車間主管開出辭工單，才可以辦理后續手續。當時正值年底用人緊張之時，辭工單被主管扣著不發。

　　“在工人大學那里我才知道，辭工單可以自己寫。工廠說沒有收到辭工單，我就用快遞寄給他。”他回憶道。

　　于是，他就越過車間主管，自己寫好辭職單并用快遞發給公司有關部門，順利辭職。

　　車間主管很生氣，“都像你這樣工廠還怎么開”？但黃林峰想著要把這個點子告訴更多工友。

　　“現在的打工者普遍面臨的問題是，家鄉已經很難回去，待在城市里又必須不斷地打工，很痛苦。”站在工人大學破敗的教室外面，孫恒告訴中國青年報記者，“這是一個不利的現實，但改變它首先需要工人自身意識到，如果自身都不覺得有問題，就只能一直忍受下去。”

　　行動才是最有力的武器

　　上午將近3個小時的講授后，孫恒決定做一場測試，“看看大家會不會發現問題，并利用手頭的資源解決問題”。

　　19個人的班級被分為兩個小組，要求找出校園內存在的一個問題，并解決它。

　　其中一組把目光鎖定在廚房門前的泔水桶和滿地的垃圾上，他們找來鐵锨和掃帚，開始清掃。另一組的同學則著手整理雜亂不堪的圖書室。

　　“你們做的這些都是非常微不足道的小事兒，但是要記住，行動才是最有效的武器。”一個小時的測試結束，孫恒總結道，“我們現在只是改變一個小的世界，但大的世界不就是無數個小的環境組成的嗎？”

　　在工人大學，小的改變一直在發生。

　　盤成芬是第一期畢業生。出生于1986年的他剛滿18歲就到深圳打工，夢想著工作15年，交齊社保后留在這座城市。

　　這個來自湖南永州的小伙子“總是覺得工廠不好”，換了許多工作，仍看不到出路。2009年，他被工廠辭退，再沒找到其他工作。夢想破滅了。他想回到家鄉，但家鄉的房子倒了，只好在城市里待著，“看有什么機會”。就在這時，他看到了工人大學的宣傳，決定北上學習。

　　在這里，他聽到了孫恒創作的歌曲《打工打工最光榮》。歌中唱到：“我們是新時代的勞動者，我們是新天地的開拓者，手挽起手來肩并著肩，頂天立地做人……”

　　“以前我一直很自卑，拼命想反抗卻不知道怎么辦。”盤成芬說，“后來我明白，高樓是我修的，這條路也是我修的。即使老板不給我工資，我也知道城市里有我創造的價值。”

　　除此之外，他還在工人大學接觸到全國各地服務工友的機構、志愿者，“有時候很開心，有時候想哭”。

　　在呂途講授的“社區調查方法”課上，盤成芬第一次知道工人的生活可以用一些方法記錄下來，傳遞下去。“整個人好像展開了一樣，以前是個只會干活的人，現在會思考，不只思考自己，還思考整個工人群體是怎么樣的。”盤成芬說。

　　23歲的黃林峰，在聽了社區調查的課程后，奔赴佛山，調查當地留守兒童現狀。“以前覺得父母出去打工，孩子留在家很正常啊，現在才知道原來留守兒童也有很多心理問題需要解決。”出生在江西贛州的黃林峰告訴記者。

　　“現在的工人群體面臨很多問題，我們往往首先想到希望國家和社會作出改變，但每一個個體都是有選擇的，你應該清楚自己要做什么樣的人。”呂途說，“沒有個體的覺醒就沒有群體的覺醒。如果更多人去實踐和創造的話，可能從底層有一種反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