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澤東1931在瑞金(資料圖)

　　“少數應該服從多數，不干就不干！”有人毫不客氣地頂了回去。會議非但沒有聽取毛澤東的意見，還舉手形成了進攻打鼓新場的決議，而且免去了毛澤東的前敵司令部政委職務。

　　作戰命令即將發出，打鼓新場之戰箭在弦上，一觸即發。

　　毛澤東覺得，如果兩軍對壘，紅軍將很快陷于南北夾擊、腹背受敵之境，甚至隨時面臨全軍覆沒的危險。以卵擊石，怎能不令他心急如焚、憂思忡忡。必須即刻上路，去找周恩來進行最后的說服，作最后的努力--盡管，此時理解他的可能只有這盞馬燈！

　　（二）

　　一盞昏黃的馬燈，帶著堅定的理念，領著被視為異端的提議，在漆黑的山道上蠕動。那是新中國暮色低沉的前夜，也是毛澤東一生中灰暗的日子。好在，手里的馬燈還亮著。

　　在那條僅僅兩公里長的鄉間小路上，不知毛澤東走了多久，也不知他走得何其艱難。這正如從瑞金出發一路走來的紅軍，不知經歷了多少坎坷泥濘、圍追堵截、夾擊轟炸，但救亡圖存的信念始終如青春的脈搏從未停息地跳動著。也正如毛澤東本人在那段時間的經歷一樣，在不被理解中苦苦堅持，在挫折困難中咬牙挺住，在失敗失落失意中起死回生、繼續前行。

　　1934年10月，在第五次反“圍剿”失敗之后，中共中央、中革軍委率紅軍主力五個軍團及中央、軍委機關和部隊86000多人，分別自瑞金等地出發，“戰略轉移去遠方”。繼而，挺進湘西，沖破四道封鎖線，改向貴州，渡過烏江，奪取遵義。一路狂飆突進，縷縷的希望燃燒著戰斗的激情，可喜的勝利伴隨著巨大的犧牲。到遵義會議召開之前，中央紅軍只有37000人的有生力量，約有49000多個鮮活的生命血灑沃土、長眠大地，永遠成了革命的根須。

　　遵義戰役之后，蔣介石親臨貴陽督戰，調集其滇、川、黔各部，擺兵布陣，把剛剛在勝利之中得以喘息的中央紅軍陷入大大小小、或明或暗的包圍圈之中。而當時的紅軍將領，無論是領導能力還是決策方式，都與戰局和形勢的變化不相適應。軍事“三人組”時期，李德、博古專權，政治局不討論重大軍事決策，在戰略指導和作戰指揮中屢有失誤、屢遭失敗。遵義會議作出決定，一切重大決策都要經過政治局討論。但情況又從一個極端走向了另一個極端，隊伍往往是白天行軍、晚上研究重大問題，20多人的會議七嘴八舌、枝蔓橫生，有時爭論不休，有時議而不決，耗費精力、貽誤戰機在所難免。

　　遵義戰役的勝利來之不易！紅軍的戰略機遇來得殊為難得！它必須也只能成為下一個勝利的出發地，而萬不可成為一支隊伍走向傾覆的絕響，一群熱血戰士集體光榮前的回光返照！

　　一支以拯救黎民百姓為己任的隊伍，此時面臨的最迫切的問題就是自我拯救。幼年的紅軍，必須盡快地自我完善和發展，尤其是在軍事思想、全局觀念和戰役決策等極其重大的問題上，必須擁有比這盞馬燈還要明亮百倍的眼睛，必須以真理的目光作出歷史性的選擇！

　　（三）

　　歷史，其實就是一次又一次的選擇，而且是一次又一次艱難的選擇。

　　1935年1月15日至17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在遵義召開會議，增補毛澤東為中央政治局常委。紅軍選擇了毛澤東。史學家說，遵義會議確定了毛澤東在黨中央和紅軍中的領導地位。這種觀點，于今已成共識。

　　但是，當我們走進茍壩會議的深處，就會漸漸發現，這種說法必須基于一個辯證、務實的理念：茍壩會議，是遵義會議的繼續，也是遵義會議的收官之作。換言之，遵義會議的精神，在茍壩得到了落實；遵義會議的主張，在茍壩得到了貫徹；遵義會議的選擇，在茍壩得到了更加具體的確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