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儒學在社會的作用

　　儒學在中國歷史上的發展，由民間學派上升為官方指定學說，由一家之學完善為社會主流思想，后又經“五四”時期以來的西化思潮與批孔運動沖擊，漸漸式微至人們心目中的腐朽舊說。其實，儒家思想長久以來被認作中國社會的官方正統學說，是有其充分必要性的，也是經過了歷史嚴苛的檢驗。

　　首先，從個人層面看，儒家學術理論，是一種最容易去踐行的指導思想。儒家提出的理想雖高遠，但實踐方法十分樸素，所謂“道不遠人”是也。比如《論語》開篇一句“學而時習之”，學到了知識還要去踐行它，這樣簡單易行的理論就是孔子對門生修習君子之學的教導——學以致用，這種理論高深難懂嗎？不是每個人都可以從當下做起、都有章可循的嗎？

　　再比如對于“愛”的踐行，墨家的“兼愛”觀，認為愛無等差，博愛天下應當等而視之。然而這種理想雖然高尚，在實際生活中卻難以實現，人們怎可能做到對親人、對陌生人都報以同樣的愛呢？相比之下，儒家告訴人們“泛愛眾，而親仁”，作為仁者，雖然廣泛地愛護眾人，但是首先親近仁德的人，這就有了先后順序、有了主次親疏之分，使人能夠照著入手去做。

　　再如，“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這個“及”字，就提出了一種由先愛自己的老幼親人、再以此為參照去推己及人地愛別人的老幼親人這樣一種推衍性，儒家的愛有等差，正是說明了一種美好理論的可操作性。

　　而儒家的“八條目”更是具體，從“格物、致知、誠意、正心”到“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一步步地設定出了內修己身、外治家國的步驟和方法。可以說，儒家學說，真正實現了以文化人的教化作用，是中國君子養成的成功學典籍。

　　其次，從社會層面看，儒家是一種提倡入世的、有為的、積極投身社會的思想，與道家的清靜無為、與佛家的看破紅塵相比，儒家提倡“學而優則仕”，鼓勵莘莘學子報效祖國、服務社會、貢獻自我，可以說，儒家從創立之初，就始終是在為國家培養優秀人才。這種人才，是“常以天下為己任”的，是“士不可以不弘毅，任重而道遠”的，是“居廟堂之高則憂其民，處江湖之遠則憂其君”的。

　　就拿中國本土文化中最具影響力的儒道兩家對照來說：道家像是天空中的翱翔者，而儒家像是大地上的苦行者；道家崇尚個體意志、追求超脫世外，儒家推崇集體精神、擔負家國天下。所以儒家知識分子是為構建仁愛社會、和諧社會、禮樂社會、大同社會而奔走呼號的行者。

　　早在兩千多年前就開始了儒道兩家角色的分化：面對社會的亂象，老子一騎青牛西出函谷關獨善其身逍遙世外，而孔子領蕓蕓弟子駕車奔勞周游傳道，不顧己身累累若喪家之犬。這就是儒者，他們也許是踐行著“知其不可而為之”的社會理想，雖“人不堪其憂”，但是“不改其樂”！儒者為學，為自強不息、報效社會；儒者為人，是推己及人、修己達人；儒者為事，愿為國為民、兼濟天下。

　　再次，從歷史階段上看，儒家學說，是一種適于治世的、成就盛世的、穩定社會的、化成天下的思想理論。我們回看中國歷史的發展脈絡，就會發現：每當一個朝代進入到穩定時期、盛世時期，國家一定會重新強調起以儒治國、以文治國，這是經過多次實際檢驗的歷史發展規律，就連那些少數民族建立起來的中央政權，如元朝、清朝，經過一段時期的文化沖突和思想碰撞，最后也不得不回歸到儒家治國方略。儒家文化在個人層面提倡君子風范、在社會層面提倡綱常倫理、在國家層面提倡仁政愛民和為政以德、在國際層面提倡天下一家和仁者無敵，它是一種進取型的、維穩型、秩序型的、中和型的文化，特別適用于個人的平穩上升、社會的穩步發展、國家的安定和諧、世界的和合萬邦。

　　當今，我們的國家經過政權穩定、經濟發展，也進入到了文化復興的發展時期、面臨著文化繁榮的時代命題。此時，儒家文化中的優秀部分、精華部分、具有時代意義的經典部分，也隨歷史規律又一次蘇醒在我們的社會中，它以古為今用的智慧傳承，滋養著我們今天的社會發展。比如，我們現在提倡的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就是既承襲著儒家學說的智慧基礎，又融入了社會主義的時代需求，是一種涵古納今、承前啟后的價值導向，也是以儒家為主體的中國傳統文化在今天的一份創造性轉化、創新性發展。正如習近平總書記在講話中指出：“我們要善于把弘揚優秀傳統文化和發展現實文化有機統一起來，緊密結合起來，在繼承中發展，在發展中繼承。”